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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演:哈杜.米赫羅(Radu Mihaileanu)

【導演訪談】

Q1:怎麼會萌生拍攝《交響人生》這個計畫?

  最開頭是有位製片拿了由兩位年輕作家寫的劇情大綱給我看。是一個關於波洛夏樂團來巴黎演出的故事。這個故事的主要想法我真的很喜歡,但其他的部份卻不怎麼欣賞。於是我就問這個製片,我可不可以從相同的出發點來發展出我自己的故事。經過他首肯,我就開始進行。

Q2:你是怎麼寫的呢?

  首先,我和我的合作夥伴亞蘭-米榭.布朗(Alain-Michel Blanc)去了俄國兩星期,為的就是去看看一些有可能讓我們在鋪陳劇中角色靈感的當地人。這次俄國之旅對劇情、劇中情景和相關點子有莫大幫助,劇本就這麼寫了出來。那是在2002年的時候,在我拍「緊握生命的希望」之前。
後來這個拍片計畫由「寶藏(Tresor)」製片公司接手。其中我們曾經有一度想拍由美國演員擔綱演出的英文片。豈知命運之神另有安排,於是我們又回到最初寫劇本時所構想的語言:法語和俄語。總而言之,在我和亞蘭.阿達勒( Alain Attal)、以及亞蘭-米榭.布朗——新三人組——的通力合作之下,電影劇本的架構就具體成形了。

Q3:《交響人生》碰上了"善意的謊言"這個題材…

  或許是因為我父親的關係,我在拍攝這部片時不由自主就採納了"善意的謊言"這個題材。家父原本姓「卜克曼(Buchman)」,二次世紀大戰期間,為了生存,被迫改名換姓,從而將姓氏改為「米赫羅(Mihaileanu)」。改名換姓後,首先可以躲過納粹蹂躪,接著又安然度過史達林和蘇維埃政權。即使我對改名換姓這件事持正面看法,但在我身上始終存在著這兩種身分所造成的衝突。更何況,長久以來,無論我身在何地——法國或羅馬尼亞——我都覺得自己是個陌生人。孰不知時至今日,這點對我來說卻成了一大好處,而且我非常高興自己既是局內又是局外人。
  或許這就是為什麼我在片中所創造出的角色最開頭都歷盡滄桑,而因還掩飾本性,偽裝成跟本不是自己的另一種人以得到解放;然後才開始嘗試搭起與他人溝通的橋樑。

Q4:一開頭,《交響人生》就嗅出一絲鋼鐵氣息,展現老共產黨大遊行的場面,其實全都靠走路工撐場面。

  我和亞蘭-米榭在俄國的時候,都會被每個星期天莫斯科所舉行的遊行所震懾。這些遊行概括了俄羅斯新社會的矛盾:一邊是非常懷念當年那個時代的老共產黨員,還有些把自己獎牌賣給遊行群眾和觀光客的小販,另外一邊,則是強硬的新資本主義份子。凡此種種均混雜在那些人群之中,人群中有些人其實也很迷失。我覺得這種對比既悲哀又滑稽

Q5:《交響人生》透過音樂會這個隱喻,談論個人與團體間的基本關係。

  我們在做混音的時候,我才瞭解到當初我選擇柴可夫斯基的「小提琴協奏曲」音樂會,其實就是基於這種個人與團體關係的考量。對我來說,本片所談論的個人與團體的關係,是一種對當今危機的反思。今天大家都可以觀察到,個人主義擴充已到達極限,個人跟世界的步調不一致:每個人都希望既保留個人的基本權利,又想回到過去較為團結的社會。
  我發現唯有小提琴和樂團完全配合,演奏起柴可夫斯基的協奏曲才可能和諧。如果小提琴聽起來不夠悠揚,樂團就無法進入狀況,反之亦然。兩者互相關連。今日社會的危機激化,個人與團體間的連接一定得非常緊密,才能尋得和諧——或幸福——我們一定得盡可能地團結一致。

(未完,待續...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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